我国的产权改革遇到了许多问题。如何使“市场带动产业，产业促进企业”这一产权改革目标得到最大程度的实践，英国政府在包括基础设施、航空、矿业等公营事业中所倡行的模式，似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它设定了一种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产权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持续改善经营绩效。职业经理人则由董事会通过资产增值、盈利率等指标进行绩效评估。其次，政府将经营良好的公营事业上市，并规定将若干比例的股份面向公众发售，避开由于资本集中而形成强势收购者的问题。其三，政府保留住一股黄金股，以便在包括解雇工人、资产处置等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的设置和“国资法”的即将出台，正是其产权改革对境外企业制度的有效借鉴。一方面使用市场价格聘用职业经理人，保留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定价，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在产权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建设事业开展了它近50年来最重要的造价咨询理念创新，并表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其一，出资人概念的出现诱发了法律缺位情况下的定价问题。尽管国家设置了有形市场，企图通过中介机构完成公平的承发包交易，但鉴于建筑产品的个性化，而市场又严重割裂，致使合同管理和造价管理难于整一，这样就不能让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价值。其二，“政府退出”概念的出现，引发了政府权力缺位情况下的管理对接问题。尽管国家设置了行政许可法，企图通过脱勾改制，培育中介人制度，但鉴于包括专业保险、投标保函、履约保函、工程保险等社会化的担保制度仍未真正被建立起来，垂直和水平管理之间的断层仍然有赖于政府群体的补充和填平，因而削弱了中介人的独立性。

　　解决这两方面问题的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承发包市场层面上做到充分“金融体制化”，使法律缺位情况下的承发包交易可以整一方式在事务所中进行，从而形成反映市场价值的价格。然后通过事务所的全球联网经营方式，形成价格系统，使建设事业也成为流通领域的一部分，让更多的建设资源在其中得到货币化。就这种意义而言，造价咨询的要务并非是算量计价，而是将某种投资意向转换成流通资源。它既可以是项目目前的总体发展价值，也可以是项目未来的租金承诺。

　　因此，“合同+造价”的方式大大加强了建设事业的资源流动性，并弱化其区域封锁行为。

　　其次，在中介人层面上也必须做到充分“职业道德化”，以便在政府权力缺位的情况下，中介人可以专业方式重建诚信系统，从而形成第三方监管的委托关系。然后通过非政府组织性质的专业协会制度对中介人进行职业操守的约束，使建设事业的工作流程得到高度统一的同时，也可以利用专业疏忽(professional Negligence)这一原则来衡量中介人的绩效。最终的目的是将对造价咨询人员的要求与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专业等同起来，并互为支援形成一个强大的跨行业力量。就这种意义而言，造价咨询的定位并非是业主雇员，而是规范业主行为的第三方。它既可以是合同的仲裁人，也可以是可比价最重要的判断方。因此，“垂直+水平”的协调方式可以填平大量管理的断层，并使造价咨询形成质量和进度之外的第三种有效的制衡力量。

　　金融和道德因素在造价咨询行业中的交汇，使它获得一种双重性。一方面，充分的“金融体制化”无疑更倚重设计的跨境活动，因为设计的逻辑将成为分解造价咨询的惟一依据，而其中设计任务书概念的确定，又是构成价格积累的惟一基准点。另一方面，充分的“职业道德化”则无疑消解了政府在建设流程中的中心性作用，因为案例的积累将使得第三方的解释具备坚实的判断基础，为争议的解决建立更为合理化的方式。

　　强调事务所的市场功能和专业人员的独立性，正好说明造价咨询的服务行业性质。这颠覆了企业制度中对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培育和对股市公信力的追求，进而改变了政府在其中的干预作用。因为当后者面对的是制造业生产规律，更多地考虑实践“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财富分配问题时，前者则更关注制造财富所必须的改善市场效率的手段。

　　工程量清单的出现，使法律定价缺位和政府权力缺位的情况下，“经济=合同管理+造价管理”和“法律=垂直管理+水平管理”的造价咨询服务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载体。它表现在通过工程量清单的量化过程。一方面使设计任务书的商务内容迅速被“虚拟化”，达到可以随时投放进市场交易的效果。另一方面，以专业协会为主导，而以业主、承包商、顾问方组成的工程量标准计算方法编制委员会的做法，可以很好地填补政府退出后的空间。而同时，清单估价、清单算量、清单招投标、清单评标、清单包干、清单变更、清单付款、清单结算等，促进了垂直伸延的流程链条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