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价中标”一词已成为当前业内关注的一个焦点。施工企业集体反对“最低价中标”，理由是投标人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使承包商无利可图，导致偷工减料，是建筑质量安全事故频出的“罪魁祸首”，桥塌楼倒都是最低价中标惹的祸。然而在国际建设领域中“最低价中标”却是通行做法，是获得认可的一种颇具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评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应“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即“经评审的最低价”排除了低于成本的投标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最低价中标”。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投标人都是经济理性人，一般不会亏损投标，投标价一般不会低于各自匡算的成本价。即使是由于某种原因如为占有某一市场或因公司业务严重不足，而以极低的价格投标，因而无利可图或者造成企业亏损，这也不是把楼造倒的理由。造合格的楼是对承包商最起码的要求，即使亏损也要造好，这是底线，也是商业诚信原则，是人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否则要追究法律责任。

　　其实“成本”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一是因为人、材、机价格是不断变化波动的;二是不同的建企所消耗的成本是不同的。既然“成本”是个不确定因素，就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成本价”。

　　投标人更明白“成本”的含义，成本是个综合性因素，商人都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由于竞争者的存在，投标人经常处于信息屏蔽和信息不对称的“囚徒困境”中，进行艰难的博弈。投标人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这个“成本”是个无法精确估算的复合成本。如某建筑商工程业务量严重不足，导致人员、材料和设备的大量闲置，其显性和隐性成本几乎难以测量，因为对这个公司而言不仅仅是个闲置问题，还面临人员流失和设备折旧问题。这个时候只有获得中标才有生存的机会，减少损失，而不是为了获得期望利润。为了要获取工程业务，必须以具有竞争性的投标报价优势才有可能中标，虽然可能“低于成本”，但对这个承包商而言还是能减少“边际成本”，对他来说这是个最优选择。

　　另一种情况，投标人拥有核心技术和成本管理优势，如采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和大量使用先进的软件系统，生产力水平远高于同行，同样的工程它所消耗的成本可能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它的投标价可能是最低价，可能不符合“经评审的最低价”和“合理最低价”，那么就可能把真正具有实力的优秀投标者踢出局，这就出现优汰劣胜的逆淘汰现象。

　　将最低价投标人排除在中标范围之外，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招投标公平竞争的要求。为什么要拒绝“最低价”呢?我们在消费和采购商品的时候，是否因为它是在亏损销售而拒绝购买呢?是否因为它比别的同类产品价格低就不问津呢?不会，那为什么要拒绝最低价投标人呢?这显然是违背常识。“最低价中标”的原则符合合同的授予应采取报价对购买者“经济上最有利”的标准。

　　由于我国建筑市场施工企业数量过剩，僧多粥少，形成严重的买方市场，于是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也有一些承包商以明显低于成本价的报价进行投标，中标后通过其它非常手段以弥补其亏损，这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笔者认为，既然低价中标了，那么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把楼造好，要有一定的风险预测能力和承受能力。如果风险承受力低，那么就不要玩低价投标。有的施工企业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最低价中标必然导致工程质量差，这恰恰说明中国商人契约意识之淡漠以及对商业游戏规则的漠视。一个不遵守规则的社会能不混乱吗?

　　目前业内有并不尽然的导向，就是一些工程的质量问题都是“最低价中标”惹的祸。实际上这不是最低价中标的错，有些高价中标的工程同样会出现类似问题。根本原因是一些企业或个人缺乏诚信和理性，没有价值观支撑，所以一定要建立企业诚信制度和社会信用体系，让不诚信者付出必然的代价。此外，为保证合同完成和质量合格，必须有一套刚性约束制度。由于以前制度设计存在漏洞，行业内各方主体的违规违约违法成本很低，甚至于守约守法的成本要大于违约违法的成本，这就是诚信体系的建设进展缓慢。

　　我国施工企业对“最低价中标”有种天然的恐惧和排斥，认为建筑业本来就是个微利行业，如果实行最低价中标对建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是一场恶梦，是一种灾难，所以进行集体抵制，以维护本行业的利益。人们往往只看到“最低价中标”之弊，甚至放大它的消极因素，却认识不到“最低价中标”之利。笔者认为：从长远看，“最低价中标”如大浪淘沙，可以快速地淘汰落后企业，淘汰落后的企业就是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这对于生存下来的企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对培育良性、健康、有序的建筑市场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只是在目前会出现分娩前的阵痛，但这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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